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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记录|复活节,来自南半球的一丝希望曙光

4月10日,澳大利亚确诊6204例,较昨日增加95例。
 
南半球的复活节,传来的是这个艰难时势里十分难得的好消息。澳大利亚,特别是疫情最严重的悉尼地区,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奇迹般地已经连续第7天呈下降趋势,似乎将疫情增长曲线压平(flatten the curve)的乐观预测正在成为可靠的现实。澳大利亚或许将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里第一个成功遏制和缓解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期待,犹如微暗的地平线上一道希望的曙光,给悉尼市民们在本该举家欢庆一年中最长的公共假期的日子里不得不继续忍受和坚持严苛的social distancing社交疏离和居家隔离措施时多了一份信念和士气。
尽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处于爆发的高峰,尽管澳大利亚的疫情甚至还谈不上进入“结束的开始”,如何将确诊人数清零和应对接下来的新冠经济寒冬(coronavirus winter)才是更为严峻和困难的挑战,但很大概率我们可以断定,悉尼已经幸运地躲过了摧残着意大利伦巴第与美国纽约的悲惨命运。虽然现在就开始复盘总结澳洲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盖棺定论未免为时过早,但在欧美一众小兄弟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之际,澳洲“这边风景独好”确实形成一道鲜明的对比,对于背后的原因自然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应当归功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领导的自由党联邦政府应对有方。身为滕博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和二把手,与时下里西方政坛普遍吃香的惯于操弄民粹而临机应变却百无一能的投机政棍不同,矮矮胖胖的Scomo毕竟不失为一位高效的技术官僚出身。吸取了去年底防控澳洲山火不力饱受舆论抨击的教训,在全球疫情爆发的初期澳洲联邦政府就果断地采取限制疫情国家居民入境等当时看来相当激进甚至备受争议和批判的措施,之后正确地听取专家建言、不以党派和意识形态斗争划线而联合反对党工党大胆推出多轮财政刺激和疏困救济福利方案、召开各州州长参加的全国内阁会议来协调各路诸侯各方势力团结一致制定全国统一的疫情防控措施等等正确步骤。且不论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措施是否足够有力,澳洲政府的领导力没有在关键时刻缺席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有人觉得应当感谢澳洲公共卫生机构和传染病预防与控制领域的专家学者,尽管同样出身于欧美流行病学研究这样一个非常封闭的小圈子,本来很可能也被同样的思维定势所误,为澳洲政府决策建言献计的专家们却非常英明地没有抄英国“群体免疫”论的错误答案,而是通过合理的流行病学模型、监控机制和大规模检测,早早地提出封闭出入境、禁止人群聚集、阶段性逐步升级强化的社交疏离等防控措施。目前澳大利亚百万人口平均核酸检测率已高居世界第一,甚至比德国和韩国做得更好,很显然在澳洲控制疫情的努力中扮演了重要的一环。
也有人认为最主要还是靠澳洲的地利之便。澳洲地处南半球,位置偏僻,人送外号“澳村”。尽80%的输入性病例来自于美国,但远离欧美疫情爆发中心这一因素减少了同一时期入境和本地社区内感染者的绝对总量,成功地为澳大利亚及时采取检测、追踪、隔离和疏散一系列动作争取到了最为宝贵的反应时间。
 
还有人将之归因于人口密度,作为国家面积排名世界第六的一座孤立大陆,澳洲地广人稀,全国人口约2300万人,与中国台湾省相当,除了悉尼和墨尔本两个主要大城市之外人口多在乡镇地区,呈点状分布,给病毒野火燎原的尝试制造了很多困难。或许过去两周温暖和阳光灿烂的秋日天气带来的强烈紫外线可能也暗中助上了一臂之力(澳洲的紫外线是臭名昭著的,想想南极圈上空巨大的臭氧层空洞吧)。
 
但滤去时下疫情纷扰的背景杂音,我认为不应当忽视的是在这一切背后的一种更为深邃、更为古老和更为坚韧的无形之手,在澳洲防控疫情中隐隐发挥着作用。而那个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可以从北悉尼的Manly海滩不远处的一处维多利亚殖民时代的古迹中找寻。
许多热爱健身和徒步的悉尼居民可能都知道北头检疫站(North Head Quarantine Station),如今作为风景名胜、悉尼港国家公园的组成部分和新南威尔士州文化遗产而为悉尼人所熟知,北头检疫站其实承载着一段宝贵的历史记忆:它是悉尼乃至全澳洲第一个正式的国家入境检疫站,从1832年8月14日开始直至1984年2月29日结束。
 
在19世纪早期,澳大利亚作为英国殖民地和罪犯流放地,大量吸收来自英国、爱尔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入境,以支持其快速发展的羊毛畜牧业和农业对劳工人力的巨大需求。但是在那个科学不昌、民智待启的时代,人们甚至还不知道细菌和病毒的存在。缺医少药的殖民地政府,面对1829年开始肆虐欧洲的霍乱大流行疫情,如何能够保护这个岛国的人口,唯一能够借重和依赖的就是古老而有效的传统智慧:检疫隔离。随着1832年《检疫法》的通过,位于悉尼港入海口海岬的North Head成为了所有载有传染病乘客或海员的货船或客轮的指定强制隔离点。一旦船长或随船医生向港务局报告有乘客出现鼠疫、霍乱、天花、麻疹、猩红热和斑疹伤寒等致命传染病症状,船只和船员就会被监督引航到北头检疫站的码头下锚,之后病人和船员都会被隔离40天时间,直到病人去世或是痊愈才能被允许停靠悉尼本港,而整艘船只也会被熏蒸消杀。直到如今在North Head仍然能看到当时的殖民时代旧兵营遗址和病死者的墓地。
由于强制随船隔离40天和强制全船消毒的规定严重影响了货船按时靠港交货和装载,经常导致大笔货运滞期费的损失,新州殖民地政府一度也受到伦敦的商人利益团体的巨大压力要求废除或改变随船检疫隔离措施。在如何平衡经济影响与保护社区民众健康这一问题上,当时的澳洲政府也走过一段弯路:由于岸上隔离设施不足,州政府在北头检疫站购置了两艘旧商船改造成医用船,用于在海上隔离患病船员和密切接触的乘客,这样可以将货船和货物尽快放行便利贸易。但实践很快证明海上隔离的失策:1853年,有超过一千名乘客的Beejapore号双甲板客轮抵达悉尼港,患病船员和乘客被送往医用船隔离,结果船上就有55人死亡,在隔离站又有62人病死。吸取了教训后,州政府对检疫隔离措施采取了改革,加强乘客在欧洲登船前的申报和体检并强制接种天花疫苗,很快将原来高达十分之一的儿童病死率降低到十七分之一。但最终促使殖民地政府废除随船隔离、投资扩建检疫站住宿床位以保证所有乘客上岸隔离的,并非公共卫生需要,却是因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原因:彼时维多利亚时代笃信宗教民风保守,强调礼教大防的州政府受不了一些卫道士在悉尼当地报纸上大肆鼓噪客轮上几百个已婚和未婚妇女与众多陌生男士杂处一船有伤风化。
随着医学和医药的进步以及更先进的检疫检验制度的诞生,从1946年到1984年期间悉尼接纳了70多万名新移民,但北头检疫站同期一共只隔离了四艘船,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北头检疫站留下的不仅仅是长达2个世纪的历史遗迹,还有一种深入澳洲几代人心中的国家记忆、一种长期的政策、宣传与实践积累和沉淀下来的特有的集体潜意识:对于外来输入传染病的警惕与提防。直到如今,澳大利亚仍是世界上动植物检疫检查和申报制度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所有入境航班的乘客都会被要求强制申报随身携带的动植物制品。2019年非洲猪瘟流行期间,如果没有申报含有猪肉成分的任何食品制品入境澳洲的都会被直接注销签证原路遣返。所有申请签证的外国学生和移民都要强制体检检查肺结核等传染病。甚至连好莱坞巨星约翰尼德普,就因为坐着私人飞机来悉尼渡假时带着自己的两只宠物狗没有进行动植物检疫申报,差点被澳洲政府要求强制把狗抓去安乐死,最后只能花钱安排另外一家包机把狗送回去了事。事后澳洲政府也丝毫不在乎一众国际媒体指责澳洲人残忍、小题大作、不近人情的惊诧。
 
都说澳洲好似操着英国口音的德克萨斯,地大物博、民风彪悍。然而澳洲人的民族性又是粗中有细,始终带着一丝丝来自英伦三岛的理性与规矩,带着身为岛国国民那种深入骨髓的对于外来事物的提防心与警惕性。或许正是这种复杂而悠久的历史传统,在新冠疫情这个特殊时期成为了澳洲人的一笔宝贵的特殊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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